“普” 天 同 饮 ｜ “洱” 目 一 新
俄国和中国在刚开始的接触并不是很顺利，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流血事件。到了17世纪末叶，中俄双方对这种敌对战斗的状态都感到了厌倦，《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双方关系带来了曙光，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勿禁。”此后中俄边界贸易逐渐活跃，虽然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对待对方的态度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人为的是自身与俄国边界得到安宁，而俄国人看重的是可以获得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尼布楚条约》使中俄两国明确了边界的概念，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俄长期贸易的开始。中俄贸易素有“彼以皮来，我以茶往”之说，自此，由张家口经蒙古、西伯利亚至俄国，贩运茶、丝为主商品的俄国商队日趋活跃起来，茶叶输出量不断增加，从此二三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满载着用来交换茶叶的毛皮，艰难跋涉于厄斯克•卡亚克塔边境线。返回莫斯科时，由于每头骆驼须装载4箱茶叶(大约270千克)，因而行程非常缓慢，茶叶从中国南方茶源地的种植者到达俄国人手中，需要16～18个月。漫长的运输过程决定了最早输入俄国的茶叶是砖茶。晒干的碎茶叶经过蒸压，形成体积更小且不易受潮的茶砖。
1692年俄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支商队于莫斯科起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伊台斯商队，毫无疑问伊台斯商队成功地前往中国是中俄贸易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促进了中俄以后的贸易来往。
康熙皇帝亲征葛尔丹后，废除政府所设经管内地茶叶与西北游牧民族马匹交换的茶马司，开放内地与蒙古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促进了茶叶向西北地区运销的活跃，地处江汉交汇的武汉于是成为南茶北运的要道。
南茶北运对于交通发达的今天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过去通讯和交通闭塞的年代，中国茶要跋山涉水，几经辗转才能运到目的地。早在明代中叶，我国已经有茶叶输出的历史，输往俄国和欧洲的红茶和砖茶均来自中国江南的产茶区，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其实，中俄长达万里的茶叶贸易商道最初的起点就在福建武夷山，因晋商对北方游牧地区有丰富的茶叶销售经验，觉得武夷山茶源好，价格低有廉价劳动力，发展前景和利润空间大，崇安县东南20公里的下梅村就是公认的万里茶路起始点。
为什么说茶叶之路的起点在汉口，这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这条水路进入长江后，从九江到汉口，要逆水行180公里，显得颇不合常理。它为什么要舍弃顺水到大运河，走北京——张家口——多伦的路线，而舍近求远、舍低就高去汉口呢？据晋商常家第16代传人常士宣所说，有两大原因：一是京杭运河承担运粮、运盐、运铜等朝廷任务，茶叶运输高峰的四五月间，正值南方大批粮食上调京师之时，难以挤入；二是汉口——汉水——张家口——恰克图这条路线，沿途晋商云集，易照应，且有沿途批销、分散茶货的妙用。
17、18世纪，海路不畅通，丝绸之路淡出，俄国对华贸易却因新辟的茶路有了保障。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为两国茶叶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俄国对茶叶的巨量需求，催生了多条自中国南方茶叶产地至俄内陆腹地的茶叶贸易线路。
相关专家对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及湖北羊楼洞等中国南方茶叶原产地探访发现，中俄万里茶道最古老的两条主线，一条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精明的山西商人收购茶叶后制成砖茶，由河口走水路，沿西北方向穿江西、至湖北，在汉口集聚后，走汉江商路至襄阳再北上；另一条，从湖南安化起，沿资江过洞庭湖，穿越两湖地区，经湖北羊楼洞在汉口集聚。这两条茶源线路在汉口集聚后，再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北，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经乌兰巴托(库伦)到达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再在俄国境内延伸，经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图伦、克拉斯诺亚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茨克、秋明、叶卡捷琳堡、昆古尔、喀山、下诺夫哥罗镇、莫斯科，最后抵达终点圣彼得堡。
这两条路上终日熙熙攘攘。先是肩挑车推，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茶叶在路上辗转一两年，其中从武夷山茶叶原产地出发的线路，总行程达1.3万公里。此线路从江西河口镇开始走水路，河口到汉口，行船680公里，快则1月，慢则40天。
